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8岁。除了各界举行各种深切哀悼之外，在网上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网友的情绪尤其高涨，甚至有人建议为钱老降半旗哀悼。在中国，这位家喻户晓的科学家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这从一件事上可见端倪。在几年前的一次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中，钱学森与鲁迅、金庸等人一起名列十大，成为上榜的唯一一位科学家。也许是因为有着当年被美国软禁五年而后毅然返回国家的经历，使得青少年们愿意把他当成民族英雄而崇拜。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瞬间讴歌英雄，然后在瞬间将其忘记。尤其是当你知道从去年就开始准备重新修葺的钱学森故居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刻还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的时候。而我们，只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钱学森。他热爱管乐，内心丰富，他鼓励青年自主研发，他曾经六次改行，他也犯过错误。
“悲夫，英雄跨鹤归鸿蒙，剩十亿国民怀高士，两弹震吼铭青史；惊矣，人杰挥手辞暮年，留百万热土念达人，一星耀闪指苍生。”
“至今深刻记得大学入学教育时给我们展现的钱学长的那张试卷。”
——交大BBS论坛网友 “黑马”
“北京今天鹅毛大雪，似乎在为钱老默哀。”
——网友REDLAW
“昏昏烛光送学长，点点河灯悼学森”
——交通大学发起对钱学森的悼念活动
“如果我们拿出崇拜娱乐什么星的激情来尊敬像钱老这样的德智双馨的科学家，并以他们为榜样，何愁我们的国家不强盛！
——新浪网友
“一生为国，不求名利，科技先驱，威震敌胆，两弹功勋，千秋万代！今乘火箭，‘傲’游天国。”
——新浪加拿大网友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但钱老真正做到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您留下的不仅是科学财富，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网友大连天
“后来有很多同学想回来就回不来了，就卡在那儿，钱学森等于是冲破了重重阻力，通过他的爱人蒋英给她(蒋英)的妹妹传一封信，最后到总理手里，然后在华沙会议上谈判，这才回来的。”
——中科院梁思礼院士提到钱学森回国时的艰难
“绝不能放走钱学森！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前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当年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说
“这些年钱老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依然关心祖国，热爱祖国。很多人认为获得诺贝尔奖贡献大，但我觉得钱老的贡献比获得诺贝尔奖贡献更大。”
——钱学森学生、中科院院士俞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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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一张重若泰山的考卷
CBN记者 王立伟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学子来说，钱学森，这位98岁的可敬老人，在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名字是钱学长；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杰来说，无法忘记的一幕，定格在他第一次在校史博物馆见到的那张简洁的横格试卷纸。
“那是我们的镇馆之宝。”10月31日深夜，张杰在接受CBN独家专访时说。
这张试卷上，一共有六道题的答案。字迹工整清秀、手绘的图形清晰规范。这是1933年1月钱学森的水力学试卷。这门课的授课老师金悫用红色水笔打了三个钩后，在试卷上方给了一个满分：100分。
从试卷上看，这个满分后来被划掉了，一个“96”补在了旁边。仔细看看，在试卷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连等式运算的字母N下面，少写了一个下标“S”。
就是这个下标，让青年钱学森觉得不安。他立即举手，要求扣掉4分。那时的交大，对考卷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试卷最终必须重新集中起来，交给校方。而当时的钱学森，也不过是莘莘学子中普通的一名。但他的坚持，让金悫教授欣喜不已，教授破坏了校方规定，将试卷珍藏了起来。
直到1980年，钱学森再回母校时，金悫教授才将这张保留了40多年的试卷拿出来，交给了学校档案馆。
“他留给交大人的，不仅仅是一张考卷，而是诚实、严谨的治学精神。”张杰面色凝重，“他是让我们骄傲的校友，也是我们最杰出的校友。钱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6年12月9日，接任上海交大校长一职尚不足两个星期的张杰院士，与自己的前任、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谢绳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一起赴北京，为钱学森先生庆祝95岁生日。
尽管后来张杰又有几次机会与钱学森面对面，但那次见面一直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在北京阜成路8号“航天部大院”简朴的家中，钱学森老人端坐在床上，笑容满面精神矍铄。与他相伴一生的蒋英教授拿出巧克力招待来自钱老母校的客人们。
回望上个世纪30年代，青年钱学森从交通大学完成学业后，考取了第二届公费赴美国留学生。
从麻省理工学院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在求学之路上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养分。1934年秋天，他写信给母校的老师，言辞恳切，并充满深情地说，交通大学的课程设置与麻省理工学院完全一样，其全英文授课的教学水平，实际上与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是相当的。
这是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极高评价，也给予了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以极大的信心：当时的交通大学在教学水平上已经可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了。
1955年，历经千辛万苦，钱学森与家人回到祖国。“火箭之王”、“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这位交大的学长，给后来一代又一代交大人树立了榜样。
当钱老得知张杰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新任校长，并且也是学物理出身，更觉亲近。“他对母校抱有非常大的希望，他说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创新型的领袖人才，本科教育要加强。”这句话，带给张杰强烈的震撼。
之后几年里，上海交通大学在本科教育方面出现了变局。“我们过去大学的主要目的是知识传授，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建设+人格养成’这样的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才能为未来的中国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领袖人才。从今年9月起，交大已经开始实施根据这样的育人理念下制定的课程表。将来每位交大的毕业生将会有三份成绩单：一份是学业成绩单、一份是能力方面的证书、一份是对人格养成经历方面的描述。”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交大的校训，它所弘扬的是感恩和责任。钱学森恰恰是交大校训最好的践行者。”张杰说，“所以我们希望在全体交大人的努力下，使交通大学真正成为为中华民族复兴培养各行各业领袖型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意识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未来的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更大，也更加根本，因为我们将要实现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更需要所有的交大人以钱学长的精神为榜样，我们要充满激情，充满梦想，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 |
毛泽东曾钦点钱学森坐身旁
CBN记者 陈琳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照片。照片的左侧，是当时刚回国不满一年的钱学森。“那天是2月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宴席上。”作家叶永烈在接受CBN专访时，解说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国家领袖之间的友谊，“按照原定计划，钱学森被排定在了三十几号桌。毛主席特意用红笔，在出席名单中勾出了钱学森的名字。”服务员将钱学森请到了主席身旁。“照片是左侧，复原当时的情景，钱学森坐在的右侧，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确了——钱学森就是他的第一嘉宾。”
在对影响钱学森人生道路的名单中，还有周恩来、聂荣臻和陈赓。从钱学森期望回国的时候，周恩来就千方百计为钱学森打开回国的道路。而在日后，他又多次亲切地把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称为中国科技界“三钱”。叶永烈考证说：“‘三钱’不知道是谁先想出来的，但总理这么多次使用，就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一段佳话。”
“聂荣臻是钱学森的‘顶头上司’，”根据叶永烈的说法，聂荣臻对于钱学森相当信任。他曾说：“如果钱学森签了字，认为火箭可以发射，那就发射。如果没有钱学森的签字，任何其他项目负责人签字，都不能发射。”
“在开国将领中，除了聂荣臻之外，钱学森和陈赓大将相当投缘，在性格、脾气、文化程度上相当对味。“陈赓是一位儒将，他们之间的交流很有默契。”回国不久，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并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陈赓爽直的性格，也让钱学森记忆犹新。
系统论的重要推进者
CBN记者 高永钰
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在9分钟的时候，激昂的旋律戛然而止，留给这个时代的是一声悠长的音符。10月31日上午8时6分，这一天北京气温骤降，科学巨人钱学森也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音符，溘然长逝。
“他不是个无趣的人”
八十年前，钱学森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系。在机械系的宿舍里，常常传出钢管的音乐，“那是他在吹，每天吹半个小时，他对音乐其实非常痴迷。”钱学森的大学同学、两院院士罗沛霖回忆说，那时候没有别的音乐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只有一个钢管乐队。
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启幕，一个低沉的音符开始缓缓响起。钱学森在拿到学校奖学金的时候，专门跑到了南京路上，买回来了格拉祖诺夫两个曲谱和一套长篇：D大调第一音乐会圆舞曲和F大调第二音乐会圆舞曲。
“尽管看上去钱老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但他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一位1958级中国科大的学生在接受CBN采访时这样说，那时钱学森兼任中国科大力学系主任，并亲自为1958级、1959级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日子里，钱老就用小号这一简单的乐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丰富的情感，传递着心灵的语言，向世界显示着音符的力量。
罗沛霖回忆起钱学森爱好格拉祖诺夫曲子的原因就是，“他的色彩丰富。”尽管在后来钱学森很多时候听的是贝多芬的曲子，但格拉祖诺夫的色彩仍然一直影响着他。
“两弹一星”之外的成就
著名的航天专家、曾经在钱学森身边工作过的刘兆世仍然清晰地记得，钱学森1961年曾经对他说，自己改行过六次。“从交通大学学火车机车专业开始，到后来攻读航空专业，又学工程力学，然后搞火箭发动机，又搞火箭总体，再搞工程控制，现在在搞组织管理。”
没有人能够否认钱学森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除了耳熟能详的“两弹一星”之外，在CBN记者采访了多位航天专家之后，这些航天专家一致的意见：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提上了一个高度。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与30名中国学者和学生结束了万里航行，钱学森的博士生认真地记录下航行的镜头：钱学森一手牵着7岁的儿子，一手抱着吉他，同时还要和一起回国的人探讨问题。
就是在这途中他遇到了许国志，许国志后来成为系统科学家和中国系统工程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钱学森得知许国志致力于研究运筹学，他敏锐地觉察到运筹学的重要性，就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设立运筹学研究小组，并请许国志到该小组工作，并表示了把运筹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合起来的想法。1959年钱学森还建议在航天五院科技部设立作战研究处，重点研究运筹学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
系统论就是把看上去互不相关的见解联系起来，把零散的成果组织到一起，勾画出一幅广阔的严密的系统科学的图景，使组织管理这门学科产生了一次飞跃。
和音乐一样，曲调和音符在作曲家的手中勾勒出了一幅美景，给人以无穷的动力和想象力。在系统工程的框架下，钱学森也将现代科学分为社会科学、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这六大类，并将各门科学分为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四个层次。这是系统观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种看法。
钱学森后来构建出来的系统科学体系结构认为，在系统科学中，工程技术包括各门系统工程、自动化技术和通信技术；技术科学包括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基础科学是系统学；系统观将充实科学技术的方法论，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清晰的体系结构。
实际上，包括航天系统在内的很多工程都引入了系统工程。公元前250年，李冰父子和四川人民，就修筑了由“鱼嘴”岷江分水、“飞沙堰”分洪排沙和“宝瓶口”引水三个分系统巧妙结合而成的都江堰系统工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系统工程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大型项目中。不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体系才由钱学森和许国志等人完成。
圆舞曲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绵长的音符，如此亘古。10月31日那天晚上，北京下了一夜的雪。11月1日，钱学森位于北京的家中设立灵堂，各界人士冒雪前往吊唁，纷纷扬扬的大雪仍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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