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并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棠棣之花》、《卓文君》等。1926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写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颇多创见，还写了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他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郭沫若全集》38卷亦已行世。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这些年来对他的评价，也存在广泛的争论。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1926年郭沫若在广州初识毛泽东。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数十年中结下深厚的友谊。1945年10月初，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的一再求索，将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向来自视甚高，读罢咏雪词而尊毛泽东为词坛“第一国手”。郭沫若看到毛泽东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墨迹，即步原韵吟出和作，并录奉毛泽东。郭沫若写的第二首和作，上阕是：“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今古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当时文坛诸多和作中，指责咏雪词有“帝王思想”的不在个别，而《大公报》主笔则以连载数日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咏雪词作者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伍。郭沫若推崇毛泽东及其词作“气度雍容格调高”，断言攻击咏雪词尽管气势汹汹却是“无损晴朝”。果不其然，待到毛泽东为咏雪词的主题写出“作者自注”时，人民共和国已如东升旭日，光照寰宇。毛泽东写于1958年12月的注文是：“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的自注也好，郭沫若的全力维护也好，对于人们解读这首影响深远的词，无疑提供了不容忽视的依据。

　　说四、五十年代是毛唱郭和，那末到了六十年代初便是郭唱毛和。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读了郭沫若1961年10月25日所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的和作，未依原韵。如果撇开作品的具体指向，两首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作品都不乏人生哲理。郭沫若特别痛恨唐僧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因而竟至于有“千刀当剐”的深痛。毛泽东则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诗句显示出大政治家的谋略。毛泽东后来对英译者说：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较之原作，和作更显高明，故郭沫若在次年1月初读到和作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天即以和作原韵再和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接后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据专家统计，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总共达20 几篇之多，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到《郭沫若全集》中。 李达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毛泽东是很敬仰的，但他从不因敬仰而隐瞒自己的观点。1958年，在毛泽东脑子最热的时候，他敢于当面与毛泽东激烈争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 “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达真正体现了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郭沫若的后期，他虽有种种隐痛与无奈，但缺乏这种独立之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格。

　　《李白与杜甫》

　　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据说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有人认为，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郭老对李白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弟子，是同等的材料。”

　　其实，李杜优劣之争由来已久，从中唐元白抑李扬杜至当代郭沫若扬李抑杜，乃至“四人帮”尊李白为法家，贬杜甫为儒家。

　　韩愈 - 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严羽在《沧浪诗语》中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宋代杜学昌盛，李学远远不及。有宋一代，堪称“千家注杜” 。但多数论者还都是李杜并举的。李杜各寓千秋，不宜简单互比优劣。

　　当代诗人、杂文家邵燕祥认为，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的信里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郭老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都是我国诗界的高峰。你可以“扬李”，但无需“抑杜”。学术本应独立于政治，但学术不免受政治的影响。对李杜的评价本属学术之争，但政治有时却能改变一个人的学术立场。郭老以李白自况，抒发内心的苦闷，或许也掺杂着“逢迎”。

　　关于《十批判书》 《十批判书》 是郭沫若研究古代史和先秦思想史的著作。全书收10篇论文、两篇后记。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增加作者《改版后记》一篇， 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1982年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将《改版后记》去掉，编为《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出版。本书内容主要有二：（一）自我批判作者过去在古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而加以纠正；（二）对先秦诸子的批判。作者在对诸子及学派的批判中，提出“人民本位”这一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即以其是否同情人民，比较民主作为标准。合于此“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根据这一标准，作者肯定儒家和前期法家，否定墨家和后期法家。对吕不韦和秦王政两人，作者认为吕不韦是代表封建制的政治家，秦始皇是一位法势家、是集权主义者，把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地化为奴隶，吕、秦的斗争具有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势力斗争的性质。书中对儒家八派和稷下黄老三派的产生和思想作了考辨作者称此书是《青铜时代》的姐妹篇，故书中同样对墨子和墨家的评判有失公允处，而对秦王政的否定也过了头。但郭沫若对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所改正处则更合于历史实际，“人民本位”的提出，给评价历史人物建立了一个标准，具有理论意义，对儒家八派、稷下黄老三派的考辨，颇具创见，为学界多数接受。他在本书中提出和他在研究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先清算社会机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性质，然后清算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至今仍为思想史研究者所沿用。（《十批判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myy.cass.cn/file/2006010517267.html 12K 2006-1-5）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于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但有人指出，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十批”。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封建论》是唐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文王，指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开始推行较完备的封建制（即分封制）的国君。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
　　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郭沫若不能不有所表示。2月7日，作《七律·春雷》：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2002．1．7《北京日报》刊登了邓遂夫的文章《〈呈郭老〉诗二首的真伪》，认为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诗是伪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著文认为，《呈郭老》诗确是主席诗作。文中还说，需要说明的是，确认《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是毛泽东所作，并不意味着要对这首诗所反映的复杂历史背景和政治内涵加以肯定。这首诗作于“文革”后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夕，而批林批孔运动乃至整个“文革”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错误的。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评。正因为如此，这首诗没有被收入我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而只是作为供内部研究使用的历史资料编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呈郭老》确是毛泽东的诗作，《北京日报》2002 02 25）此文论据有力，可信度高。

　　《十批判书》虽然受到批判，有人还怀疑是“抄袭”，但它的学术价值受到学界多数人的认同。学术问题要靠摆事实、讲道理，靠强力压制只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当今世界，有多少人推崇孔子，有人却为政治需要搞“批孔”，怎能不受历史的批判与嘲弄？

　　郭沫若与鲁迅

　　许多人都谈及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现举郭沫若三和鲁迅诗，可见他们之间非比寻常的情谊。鲁迅的《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大家都很熟悉。

　　郭沫若一和鲁迅（1937年）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努力，同心同德一戎衣。

　　此前郭沫若读鲁迅原诗，每每感动不置，叹为“衷切动人，富有唐人风韵。”

　　再和鲁迅（1947年）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有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1957年7月7日，诗题为《纪念“七七”》。郭沫若写了第三首奉和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的诗作。

　　陈开第在“六十多年前一段公案:郭沫若有没有贬低鲁迅？”说，“倘若我们对历史人物——尤其是鲁迅、郭沫若这样的贤者——也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我们就不难看到，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这两次，虽然这之前鲁迅、郭沫若也并不是一无纠葛。”当时，郭沫若在《抗战文艺》6卷4期上发表了《写在菜油灯下》，郭文说：“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荣誉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在余之意，似宜视鲁迅为让大众共巢共饮之深林与大河，不必圣之神之，令其不可侵犯也。”（www.hywx.com/wfkxlrview.asp?id=1461 3K 2005-12-3）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崇高的地位，他俩都是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与鲁迅曾有过不必要的误会，但他们更有同声相应之处，其情谊是真诚可见的。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曾坦率地表示：“在今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从几副联中，不难看出他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逝世，郭沫若当时在日本，惊悉鲁迅先生长逝的噩耗，非常悲痛，当晚写了（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并写有挽联：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上联，他把鲁迅与“苏联无产阶级艺术的杰出代表”高尔基相提并论，对两个大星之一的鲁迅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下联寄托了作者对鲁迅及其作品无限敬仰之情，“二心”系指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此处用借代手法，指鲁迅的全部作品。“东亚西欧”、“南天北地”，用方位名词相对，表示鲁迅巨星殒落，普天同哀。

　　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郭沫若于该年作了《写在菜油灯下》一文。在此文末尾写了一副对联作为结束语：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这副对联，正是鲁迅人格的写照，鲁迅精神的体现。（王廉官，郭沫若联评鲁迅www.ywtd.com.cn/mypage/page3.asp?pid=1012 ... 12K 2006-7-20）

　　在郭沫若的五十寿辰之际，周恩来著文说：“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周恩来还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我们知道，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在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又卓越的成就。这篇文章，成稿于1941年11月16日凌晨，发表于当日的《新华日报》，这一天恰是郭沫若生辰纪念日。（杨建民周恩来纵论鲁迅、郭沫若，gb.chinabroadcast.cn/3601/2005/11/03/1266 ... 27K 2006-6-21）

　　周恩来对鲁迅、郭沫若的评价，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也为我们如何正确、全面评价人物提供典范。经过“凡是”洗礼的吾国民众，当不会以对鲁迅的言论与看法，去评价一个文人的成败得失。

　　“文革”期间在劫难逃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峰”。

　　但这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1966年1月，郭沫若就向中科院党委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他提出要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有人说这是他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所想到的自保之策。

　　郭老1967 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赞颂江青的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19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被勒令到会。江青指责他在对待秦始皇和孔子态度上与叛国的林彪一致。革命小将们屡次点名批判郭沫若，并令他罚站。面对到会的一万八千余人，82岁的郭沫若沉默无言，但无疑这是他一生中的最为难堪的时刻。随后，张春桥、江青又先后找上门来。前者让他承认在抗战时期写的史剧、史论是反对毛泽东的；后者则逼他写检查。后来郭沫若指出,“四人帮”的用意是想打击周总理,这和司马昭之心一样,是路人皆知的。

　　“四人帮”对文艺界、教育界的摧残馨竹难书。郭老在文革期间还受到最高层的保护，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已成为冤魂！我们应当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罪恶的“四人帮”，而不应该对着受迫害的人们。

　　客观评价郭沫若

　　许多人引用郭沫若给陈明远书信。关于郭沫若给陈明远书信的“真伪”问题，曾在报刊上进行过争辩，且对簿公堂。郭沫若家属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了陈明远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经法院调查审理，1997年1月9日一审作出判决：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停止再版署有作者郭沫若名字的《新潮》一书；被告一方要在全国公开发行的非专业性报刊上刊登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邓小平是这样评价郭老的：“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我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人认为这应成为今天我们评价郭沫若同志的基调。郭沫若1976年5月12日的诗中曾写道“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从邓小平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可以看到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中国美术学院章祖安教授在《再说慎言国学大师》一文中，对怎样能称为“国学大师”做了令人信服的厘清。他说，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章祖安也认为郭沫若足称“国学大师”：“(他)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皆大气磅礴，具原创性；精研甲骨文字。

　　有人说，郭沫若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许多人都提出应当公正评价郭沫若。问题不在郭老的错误本省，而是应该客观地加以分析。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在后期也常有自省。他对鲁迅的批判、甚至是谩骂，也是明摆的史实。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尚可“三七开”，何况对其他人众？

　　“知公此去无遗恨,又见征途万马奔”，这是赵朴初同志《郭沫若同志挽诗》的最后两句。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又恰逢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为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当时郭沫若所在的抗战陪都重庆，以及香港、延安、桂林甚至海外的新加坡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于一个文学家，在生前就赢得如此广泛的声誉，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不多见。郭老虽也有他的不幸与彷徨，但世人也给他很高的荣耀，而且他也亲眼看到四人帮的覆灭，从这点看亦应无遗恨矣。郭老学富五车，不知他老人家在泉下有何新作，但愿他的灵魂能得到安宁。

2006.10.23 初稿